四万万人民

  • 青春 历史 冒险 战争 记录
  • 弗雷德里克·马奇 莫里斯·卡诺夫斯基 西德尼·吕美特
  • 120分钟
  • <p>  简介:<br/>  在世界电影史上,… <p>  简介:<br/>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br/>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br/>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br/>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br/>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br/>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br/>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br/>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br/>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br/>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br/>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p>
剧情简介
影片影评
经典台词
人物角色
《四万万人民》是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于1939年执导的经典纪录片,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初期(1937-1938年)的波澜壮阔图景。影片以“四万万人民”为名,意指当时中国四亿人口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空前团结。伊文思于1938年初抵达中国,先后深入武汉、台儿庄、西安等地,用镜头捕捉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全民抗战热潮。影片开篇展示了日军轰炸后的废墟与难民潮,随后转向国共两党合作下的统一战线——包括蒋介石在武汉的演讲、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场景。核心段落是台儿庄战役:伊文思冒着炮火拍摄了前线士兵冲锋、伤员被抬下阵地、战壕中饮水的疲惫面孔,以及胜利后市民庆祝的瞬间。影片还记录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内迁(工厂用木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学生兵训练、妇女缝制军装、农民自发修路等细节。结尾处,伊文思用诗意的镜头俯瞰黄河,旁白响起“四万万人民,一个声音:抗战到底”,标志着中华民族从分散走向觉醒。该片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也是世界最早正面呈现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像之一,在纽约、伦敦等地放映时引起强烈反响,为争取国际援助提供了视觉证据。
《四万万人民》作为一部纪实性影片,其剧本并非传统虚构创作,而是以“真实”为核心构建的叙事逻辑,伊文思通过镜头的取舍与场景的组接,将零散的抗战片段串联成具有史诗感的叙事线,没有刻意煽情,却以事实的力量直击人心。影片无传统意义上的职业演员,所有出镜者均为真实的中国军民,他们的表情、动作、语言完全来自真实生活状态,难民眼中的惊恐、士兵脸上的硝烟、农民送粮时的质朴,比任何表演都更具感染力,这种“非表演”的真实感,恰恰是影片最珍贵的艺术特质。从历史价值看,它是中国抗战时期最珍贵的影像档案之一,不仅记录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根据地的真实状况,更打破了当时西方媒体对中国抗战的片面认知,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窗口。伊文思以国际主义者的视角,避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既展现苦难也歌颂抗争,让影片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记忆载体,其历史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至今仍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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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万人民,一个声音:抗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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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面孔不是演员,他们是中国的血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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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血,但这里没有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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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后的废墟,就是我们必须重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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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可以穿透胸膛,但打不穿四亿颗拧在一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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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妇女们用纺车织出军衣,中国就有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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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个孩子,他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枪,但眼神里没有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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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流泪,但它的浪涛也在怒吼。
蒋介石
🎭演员:蒋介石本人
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在影片中发表了激励士气的演讲,镜头前的蒋介石身着戎装,手势铿锵,试图展现抗战最高统帅的决断。然而伊文思的镜头并未神化他,而是将其置于武汉行营的紧张氛围中,暗示领袖与大众之间的微妙距离。这一角色象征了当时中国名义上的统一领导者。
李宗仁
🎭演员:李宗仁本人
作为台儿庄战役的总指挥,李宗仁在影片中仅有匆匆过场,但他在战壕中与士兵交谈的片段极具价值。他的冷静与对前线细节的关注,凸显了地方军阀在民族危机中与中央合作的务实姿态,是抗战期间“桂系”融入统一战线的活历史。
周恩来
🎭演员:周恩来本人
出现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场景中,周恩来身着中山装,与外国记者交谈,面容年轻而沉毅。伊文思捕捉了他快速行走、与同志交换文件的动态,表现出中共领导人的干练。他在影片中虽无长篇发言,但这一形象象征了国共合作的脆弱平衡,以及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无名士兵
🎭演员:台儿庄战役真实士兵
这是影片中最震撼的角色。那些满脸泥土、眼神疲惫却紧握步枪的年轻士兵,没有姓名,没有台词,只有沉重的呼吸声。伊文思用特写镜头记录他们包扎伤口、分食干粮、在炮击中匍匐前进,每一个毛孔都透出战争的消耗与人的忍耐。他们不仅是战场上的数字,更是四万万人民中最直接的血肉符号。
纺织女工
🎭演员:武汉后方真实女工
在后方工厂中,成排的女工坐在脚踏缝纫机前,埋头赶制军衣。她们面带倦容却不停歇,手速快如机械。伊文思特意让镜头从她们的手部移到面部,无声地诉说了女性在战时从家庭走向公共领域、承担生产支援的最早实践。她们是沉默但坚毅的脊梁。
儿童团员
🎭演员:真实抗日儿童团成员
身着不合身制服、挥舞木枪的孩子们在操场列队,喊着童稚的口号。伊文思镜头下他们模仿成人的严肃,既有抗日战争中“少年中国”的理想投射,也隐喻了战争对纯真童年的剥夺。观众既为他们的活泼感到欣慰,又为他们的早熟感到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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