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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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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亡兵》（原名：Primeiros Soldados）是巴西导演罗德里戈·德·奥利维拉（Rodrigo de Oliveira）于2021年执导的剧情片，背景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巴西，正值艾滋病疫情在全球爆发的初期。影片聚焦于年轻的主人公苏萨（Souza），一个生活在圣保罗郊区的普通青年，他在一次意外献血后被检测出HIV阳性。在那个医学认知有限、社会恐慌与歧视交织的年代，艾滋病被视为一种死刑判决和道德污点。苏萨被迫面对来自家庭、朋友和医疗系统的冷漠与排斥，甚至被社区视为‘瘟疫’的携带者。影片通过他的视角，展现了巴西社会在疫情初期的混乱与无知：缺乏药物、信息不对称、宗教团体的道德谴责，以及同性恋群体被污名化的现实。苏萨在绝望中与同样感染的好友卡洛斯（Carlos）和护士安娜（Ana）结成同盟，在贫瘠的医疗资源中寻求生存与尊严。影片不回避疾病的残酷，但更着重描绘那些被时代碾压的普通人如何在恐惧中寻找爱与团结，他们的抗争既是个人生存之战，也是对抗系统性歧视的第一次冲锋。导演以冷峻的写实主义手法，穿插闪回与梦境，还原了那段被遗忘的历史，探讨了病理学与社会权力结构的交织。
《第一批亡兵》在剧本构建上极具张力，编剧以微观的士兵群体视角切入宏大的殖民历史，避免了传统殖民叙事的宏大说教，转而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的荒诞。剧本采用非线性叙事，穿插士兵们的回忆与幻觉，巧妙地将心理描写与历史背景融合，让观众在紧张的氛围中感受到殖民扩张的深层矛盾。演技方面，主演们贡献了极具爆发力的表演，尤其是主角若昂的扮演者，将角色从理想主义到精神崩溃的转变演绎得层次分明，眼神与肢体语言中流露出的恐惧与疯狂极具感染力。配角群像也塑造得饱满立体，每个士兵的死亡都成为对殖民逻辑的控诉。从历史价值看，影片打破了“殖民者英雄化”的叙事传统，直面殖民扩张中的暴力与人性异化，为重新审视16世纪殖民史提供了新视角。它不仅是战争片，更是关于文明与野蛮、生存与道德的哲学思考，其冷峻的影像风格与深刻的主题表达，使其成为近年来殖民题材影片中的佳作。
‘我成了第一批士兵，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死。’
‘他们害怕我们不只是因为病毒，而是因为我们让他们看到了他们不愿承认的自己。’
‘在这个国家，贫穷和疾病是双胞胎，而死亡是唯一的亲戚。’
‘我们需要的不是怜悯，是药！’
‘今天他们躲着我们，明天他们会忘记我们。但我们会留下痕迹。’
‘你告诉我，当整个世界都把你当敌人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爱不是解药，但它是唯一让我不冷的东西。’
‘第一批亡兵不是死在战场上的，是死在沉默里的。’
苏萨（Souza）
演员：加布里埃尔·佩雷拉（Gabriel Pereira）
影片的核心人物，一个20出头的圣保罗郊区青年，在检测出HIV阳性后被迫与家人和社会割裂。苏萨的弧光从最初的羞耻与自我厌恶，逐渐转向愤怒与觉醒。他原本是个内向、梦想着成为画家的普通男孩，疾病成为他认知社会不平等的棱镜。导演通过他疲惫但永不闭合的眼睛，传递出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态度。他拒绝成为无声的受害者，终于在末段组织起感染者互助会，完成了从‘病人’到‘斗士’的转变。
卡洛斯（Carlos）
演员：埃米利亚诺·达斯（Emiliano Dass）
苏萨的好友，同样感染HIV，但家境更优渥且性格外放。卡洛斯象征着另一种反抗模式：用夸张的幽默掩饰恐惧，在公共场合故意亲吻男性以挑衅路人。他并非无畏，而是将死亡焦虑转化为表演性的叛逆。他的死亡（因药物不足引发并发症）是影片最关键的情节转折点，直接促成苏萨从个体挣扎转向集体行动。卡洛斯从外表轻浮到内里脆弱的反差，深刻揭示了当时同性恋者与疾病双重压迫下的生存策略。
安娜（Ana）
演员：丽塔·巴塔利亚（Rita Bataglia）
医院里唯一愿意接触艾滋病患者的护士，也是早期民间健康倡导者的原型。安娜本身来自贫民窟，曾因小儿麻痹症留下腿疾，这使她对边缘群体有天然的共情。她冒着被解雇的风险偷偷为苏萨和卡洛斯提供抗感染药物，同时教给他们基本的护理知识。安娜的局限性在于她也受到当时医学谬论的影响（例如曾建议焚烧患者衣物），但她愿意学习与纠正。这个角色打破了‘白衣天使’的刻板印象，呈现出一种艰难且不完美的勇气。
神父弗朗西斯科（Father Francisco）
演员：若昂·米兰达（João Miranda）
当地天主教社区的精神权威，代表着宗教在疫情中的保守立场。他拒绝为苏萨举行弥撒，并公开谴责同性恋行为是‘上帝的惩罚’。然而在影片后半段，他目睹妹妹因输血感染艾滋去世后，开始痛苦地反思教义与实际苦难的割裂。这个角色并非脸谱化的反派，而是一个被系统与信仰夹击的凡人，他的转变（虽然来得太迟）折射出社会态度变迁的艰难历程。
艾琳（Irene）
演员：海伦娜·索萨（Helena Souza）
苏萨的母亲，一个虔诚但愚昧的清洁女工。她最初选择相信教会谣言，将儿子赶出家门，但当儿子病重后，她偷偷在窗台上放置食物和药品。她从未说出‘对不起’，但颤抖的手势出卖了她的悔恨。艾琳代表了底层劳动妇女在知识匮乏下的无奈——既爱孩子，又被恐惧和社会规训所束缚。